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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画知识:书画鉴定常识
时间:2018-01-05 14:46


书画知识:书画鉴定常识

元 柯九思 晚香高洁图 水墨纸本 126.5 ×75.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与书画鉴定有关的知识是多方面的,有些比较直接,有些就间接一些。努力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,对于书画的鉴定,往往产生比较大的作用。

一、书画家的字号、籍贯和生卒时间

掌握书画家的字号、籍贯和生卒时间,对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。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,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,那么,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问题。例如:明代沈度《梅花百咏》册,《石渠宝笈》卷三之十六著录,款云"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,沈度书于春草堂。"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,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,78岁。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,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是伪品。又如:明代姚绶癸《三清图》轴,清代方濬颐《梦园书画录》卷八之十五著录,款云"三清图,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,云东逸史公绶"。考姚绶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生,弘治八年乙卯卒,73岁。永乐五年姚绶尚未出生,所以,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。正因为书画家的生卒时间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关系,所以就必须尽可能多掌握它。

但是,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,在过去的文献中,有的没有记载,有的记载不够真确,这样,作品本身就变成了第一手材料,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。

例如: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,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,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、籍贯、生卒时间、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。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。

又如:宋代赵孟坚(子固)的生卒时间,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(1199),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(1295),97岁。有人对此有怀疑,但一直未能解决。1962年《文物》第12期,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,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,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。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《水仙》卷诗,中有"甲子须臾事,蓬来尺五天"二句,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,即南宋景定五年(1264),时年65岁。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。

元代柯九思的生年,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,例如郭味渠《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》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(1312),天历二年己巳(公元1329年)被拜为"奎章阁鉴书博士",也就是说,柯九思虚龄18的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。这样,问题就出来了,人虽有天份,大哪有18岁就任"奎章阁鉴书博士" 钤的呢?显然,这一记载是错误的。那么柯思九的生年应该是哪一年呢?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《诛蚊赋》卷,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,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,其中一方印为"唯庚寅吾以降",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。考元代有两个庚寅年,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(1290)年,再一为至正十年(1350)年,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前一个庚寅年,即公元1290年。天历二年己巳时任"奎章阁鉴书博士"已经虚龄40了。

再如: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,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,傅抱石《石涛上人年谱》和郭味渠《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》均记载为: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,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。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《山水》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:"诸方乞食苦瓜僧,戒行全无趋小乘,五十孤行成独往,一身禅病冷如冰。庚午长安写此。"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《六十自涛诗》云:"庚辰除夜抱疴,触之忽恸恸,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,父母今生此躯,今周花甲……"后接七言诗,其中有"……白头懵懂话难前,花甲之年谢上天……。"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,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(1641),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,取的是整数,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。最近看到石涛《花卉》册十开一本,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:"十四写兰五十六,至今与尔争鱼目,始信名高笔未高,悔不从前多食肉。"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:"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"。按"丁秋"即"丁丑",即康熙三十六年(1697),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(1642),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。

二、文史知识

历代帝王年号、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,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,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
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,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,而是相互交叉的。某个皇帝死了,又换了个新皇帝,有的就改了元,即换了年号,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,依然沿用旧的年号。例如: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,是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七月死的,八月朱常洛(光宗)做了皇帝,改元泰昌,仅一个月就死了,九月朱由校(熹宗)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,直到下一年(1621)才改元为天启。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,万历只有47年,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。又如:朱由检(毅宗)是崇祯十七年(1644)三月死的,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。

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,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均是符合逻辑的,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,则不符合逻辑,是有问题的。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,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。崇祯年号的书画款,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,同样是符合逻辑的,例如:杨铉《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》卷的款写为:"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,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。"这是无可怀疑的。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,以为崇祯只有16年,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。

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,大都具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,有不少书画家,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,他们的所写所绘,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。有一些书画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,而另外的一些书画家几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;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,或是古人诗意,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,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的所作的诗。这种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书画家本人的喜欢和购买者的所求而决定的。只有后代人写出前代人的诗词文章,而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。如果发现了前代人写了后代人的诗词文章的话,可以肯定这件东西是伪造的。例如:晋代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就是后人伪造的,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《洛神赋图》卷上的诗。倪诗原文为"凌波微步袜生尘,谁见当时窈窕身,能赋已输曹子建,善图惟数卫山人。"因为顾恺之是无锡人,所以作伪者倪诗中"卫山人"的"卫"字改成锡山的"锡"了。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,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?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,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。

在书画鉴定中,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(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)与避家讳(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)两种。在鉴定学中,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,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。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: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(多为最后一笔),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,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。例如: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《千字文》卷,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,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,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,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,该卷本幅确为宋纸,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,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。后来又发现该《千字文》"纨扇圆"的"纨"字被改写为"团"字,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(因"纨"、"桓"读音相近而避讳)。考黄庭坚宁四年(1105)卒,距钦宗靖康元年(1126)还有21年,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,因此,肯定了这卷《千字文》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。

又如南宋赵構(高宗)绍兴二十三年写的已被刻入《三希堂帖》的《行书千字文》卷,将文内"玄"字改成"元"、"讓"字改成"逊"、"殷"字改成"商"、"树"字改成"竹"、"贞"字改成"清"、"敬"字改成"敬"字少写最后一笔、"竟"字改成"馨"、"恒"字改成"齐"、"匡"字改成"辅"、"桓"字改成"泰"、"纨"字改成"团"、"丸"字改成"弹"、"朗"字改成"晃"、"悬"字改成"迁"。共计改写了14个字,都是宋讳。"玄、悬、朗"避赵氏始祖名玄朗,"敬、竟"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,"殷"避太祖之父名弘殷,"匡"避太祖名匡胤,"恒"避真宗名恒,"贞"避仁宗名祯,"树"避英宗名曙,"让"避英宗生父名允让,"桓、纨、丸"避钦宗名桓。

又如:约50年前,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,画得很好,落款字数不多,作品本幅十分整洁,所以有人要买。后来有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,落款"玄宰"的"玄"字缺写最后一笔,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。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,没有活到清代,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。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,文史知识的丰富与否,对于鉴别书画的真伪,也有相当重要的重要的作用。如果文史常识不多,那么,那种改写的避讳字是不易看出来的,因此也就有可能将作品的真伪断错。

当然,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,首先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,例如宋代"玄"、"朗"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,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。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,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,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,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,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,就有问题了。

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,此外,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,如米芾的《蜀素贴》卷中,前后有两个"殷"字,一个缺一笔,另一个就不缺。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。

同时,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,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,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。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構(高宗)所书的《临古二体千字文》卷,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,文内的字均避唐讳(诸如"渊"、"世"、"民"等字均被避讳),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。

总之,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,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,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,要依据不同的条件,灵活掌握。

三、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

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,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。各个时代的绫、锦,其花纹、色泽多不相同,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。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,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。如著名的宋“宣和装”,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《芦汀密雪图》是个较典型的例子:玉池用绫,前、后隔水用黄绢,白麻笺作拖尾,连本身共五段。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“御书”葫芦印,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,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,拖尾上盖“内府图书之印”,共用七玺。“宣和装”虽有例外,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。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,往往是漫无规律,乱打乱盖。金章宗也用七玺,染清标常在前、后隔水上用两印。乾隆用五玺、七玺、八玺、十三玺不等。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。

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,所以比较细;嘉、道以后拖尾长,卷子就粗了。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,手法亦异。熟悉了以后,几种有特点的装裱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、何地的裱工,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。

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,手艺相当高超,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、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,仍能装裱如原装。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,如果悬挂或正视,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。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,则原形毕露。所以,如果遇到裱得很厚,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,就一定要特别注意。

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,保留原装裱,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。鉴别这类书画,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。

曾经有位藏家花大价钱买了一幅宋朝的古画。一般人来看,确实是宋朝的画,但仔细研究会发现那件东西纯粹是拿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的。造假者把各种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,组成了一幅新的画,还冠以出自名家之手,蒙了很多人。现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,把古画拼接、嫁接、挪位,很有隐蔽性。

四、从绘画材料上鉴定书画真伪

2003年10月5日下午,我应海南收藏家协会何翔先生之约做现场书画鉴定。当场有一位收藏家拿着三幅古画求鉴,一副为清•林舒的《山水图》,另幅为日本画《花鸟图,第三幅是清•方琮的《山水图》条幅,长约四尺,宽约1尺2寸,绢本,浅设色。本画所用材料为粗绢,装裱材料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绫。山水风格有唐伯虎格调,但属笔触较之粗犷的大斧劈皴。画之上端留空也较大左下角有小楷书“臣,方琮恭绘”,数字,后钤小印两方。初视之,第一印象不真。

平时积累方踪的绘画印象是属内廷供奉的正统画派画家,大约与董邦达、张宗苍山水类似。据《熙朝名画录》载:“方琮,字黄山,为乾隆朝供奉内廷。画学黄公望,其画曾蒙御题”并言其“画学张宗苍,深得其传。”该画以大斧劈皴,目的是使鉴者无从对照原迹为其作伪本意。鉴定这幅画除了画风与张氏画风毫无相干且属传统内廷画派之外,更主要的破绽是所用材料的问题。

方琮的这幅山水所用材料为细网网丝绢,此绢在书画鉴定中应为最先的疑点。网网丝绢亦称灯笼绢,是—种纹路极粗的劣等丝绢,在清中期至民国时期,江浙湖洲一带均有生产,此种丝绢的出现,当是我国江南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—种反映。它的时代背景是:由于在清雍、乾两朝盐运的复苏,促进了扬州滨海一带的经济发展,当时居住在扬州一带的有钱人多为盐商,•据《康熙两淮盐法志•卷二十七》记载:“山西、陕西、徽州之盐商皆寓其处”。由于这些拥资千百万的盐商出于商业的需要,为改变其社会地位而投资文化,而把养士、附庸风雅、扶持文化艺术事业作为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。由于他们以巨资收藏书画,推动了江南—带书画供求结构的巨大变化,书画的需求量迅速提高,渤中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牵动了小市民阶层,形成了以书画装点门庭的社会风气,这下子普通书画的需求量则急剧上升,适应市场需要的廉价装裱材料—网网丝绢应运而生。此绢大致可分粗细两种,细者经丝纬丝齐整,纹路成方格,但经纬丝之间均有一条丝的间距,这样在经纬丝组成的方格间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状;粗者经丝紊乱而纬丝齐直,经纬丝间距不等,如纹格不直之纱窗。此绢价格极廉,可用作低档书画的装裱材料,但细网网绢在当时经过特殊加工后可作为书材料。至清,当网网绢出现之后,便发展为以糊中缠土托绢,糊中缠入白笈将永不落丝。当绢拓出后,丝格间均以浆工添平而不漏底,使绢面平光如纸而能作画自如。从现今流传的此等托绢的画作看,几乎皆为清同光以后所画,而此绢在清末画家中除极少数廉价售画的不知名画家使用外,大多是坊间的行画在使用,—般画家均不使用。故方琮的这隔山水以网网丝绢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。由于材料粗糙,所钤小印几乎看不清为何字。从装裱看,亦为民间粗制花绫所裱。这些皆是缘于成本合算,当时本为普通商品画,面向普通购买者。

有一种复旧方法能使两幅作品几乎完全相同,这就是揭裱旧字画。自明朝以来,书画最常用的质料是宣纸,宣纸经特殊工艺制成,与纸不同。如果宣纸在制作时一次成形,其厚薄多不均匀,因此必先作极薄的一层,根据其价格宣纸可以加层。一般普通的宣纸也有二三层,厚的有四五层之多。因此,一张宣纸也可以再分揭为数张。这样,书画原作一经商人之手,必设法揭出若干层。由于宣纸用墨极易渲染,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画家的笔墨,但揭层越多,笔墨越淡,每层的原作也比较淡,作伪者便再用宣纸裱数层,墨迹轻淡之处再照样添补,新墨如很明显,再用熏旧之法使其变旧变暗,真伪便难以分辨。不知此情的人在将古旧书画或名人书画送给裱工装裱时,最上一层笔墨俱佳者往往被他们揭去,被骗后也不知所以。

揭裱旧字画和名人字画最常用的是揭二层,第二层透过来的墨与原作相差不远,再加以重新填墨、润色、装裱、加盖印章,其神采便会溢于纸外,欺人效果更佳。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所藏,各有一幅赵之谦《牡丹》图轴,二者几乎完全一样,经鉴定才知道,沈阳故宫所藏之《牡丹》图,是作伪者揭二层所为。用这种办法“复制”古旧字画和名人字画要求揭裱水平很高。如果稍有懈怠,便会弄巧成拙,不但所揭之书画神采全无,就连原迹也可能毁于一旦,悔之晚矣。